葉海林:“印太”概念下的中美關系

——“中美關系再思考”系列解讀之二

2018-05-09 08:10:34來源: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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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太”概念導致中國兩線受制的可能性及其潛在風險是中國必須高度重視并慎重應對的。但其受各種因素的制約,短板明顯,難以達到四邊成員的戰略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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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12月簽發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一代表美國在國家安全和國際戰略方面官方立場的基礎性文件不但歷史性地公開表露出美國以中國為戰略對手、試圖遏制中國決心的決心,而且還首次將印度洋-太平洋作為一個地緣戰略整體提出并進行闡述,揭示出了美國試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兩個方向實現戰略聯動,強化和擴大自己的聯盟體系,圍堵中國的戰略意圖。

美國不是“印太”概念的發明者,卻是改變“印太”概念十年低迷狀態的關鍵推動者。2007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新德里。在印度,安倍不但首次使用了“印太”概念,而且還明確提出“印太”概念下的主要伙伴國家就是日本、印度、美國和澳大利亞。盡管日本一直孜孜不倦地呼吁“印太”合作,然而十多年來,“印太”戰略構想卻一直處于雷聲不大雨點更是沒有的尷尬境地。這一局面直到特朗普上臺執政后才出現迅速而明顯的改觀。

特朗普對“印太”戰略進行再包裝并高調推出,極大提高了“印太”概念的話語力度?!秷蟾妗吠瞥銮昂?,美國與太平洋主要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以及印度洋潛在盟友印度進行了多番互動,在外交和安全領域形成了一定的聲勢。沒有特朗普政府的高調宣示,“印太”仍然只會是日本和印度少數政要和學者創造出來的自我安慰概念。雖然截至目前,美國“印太”概念的有關戰略路徑和方案仍然在規劃中,但是必須承認,特朗普版的“印太”概念已經具備演化成為一套針對中國的遏制與對抗戰略的基礎。

首先,“印太”概念具有明顯的指向性,就是要從地緣戰略上對中國進行弧形遏制,戰略動機非常明確。特朗普上臺以來,在南海、臺灣、朝鮮半島等問題上對華采取強硬路線,不惜以簽署“與臺灣交往法案”的方式挑戰中國的底線,測試中國的戰略決心。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工具當中,經貿領域是貿易平衡和知識產權,地緣政治領域是朝鮮半島核問題,臺灣問題以及南海問題,在全球戰略層面則是兩洋聯動的“印太”概念。

其次,“印太”概念在手段上以構建軍事聯盟對華進行協同威懾為主。特朗普在經濟政策上具有明顯的單邊主義傾向,更愿意通過直接作用于雙邊關系的訛詐手段逼迫戰略對手做出妥協,對于需要承擔成本的區域多邊安排缺乏興趣。美國在“印太”概念下重新返回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特朗普經濟政策上的極端利己心態將極大削弱美國任何方向上的經濟合作規劃的效果——假如美國在特朗普時代還能出臺多邊經濟合作規劃的話。

再次,“印太”概念的框架結構基本清晰,以美國為首,日澳印為輔。日本是美國亞太戰略布局中的核心盟友,安倍政府對美國亦步亦趨。不但如此,安倍本人就是“印太”概念政治和外交上的創始人,日本對推動“印太”從概念走入現實的心態一向積極。澳大利亞到目前為止,是對“印太”概念表態最積極、行動最迅速的一個。特恩布爾政府上臺以來一改前任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積極沖在了圍堵中國的第一線。將特恩布爾的香格里拉對話會講話描述為美西方吹響“印太”概念下圍堵中國的第一聲號角并不未過。相對于美日澳,印度擁抱“印太”概念,性價比則可謂最高。印度認為中國會受制于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的聲勢,對印度更加謹慎,印度還可以從美日手中獲得實際需要的技術和裝備支持,以謀求加大對中國在某些方面的戰術優勢,并借助“印太”概念加大參與國際市場力度,獲取實際經濟利益。

美日印澳在“印太”概念下加強戰略合作將使中國的周邊環境進一步復雜化,中國在對外戰略中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的關聯考量要素更加復雜,中國主要戰略方向和次要戰略方向之間保持戰略協調的難度加大,導致中國崛起的外部制約因素上升?!坝√备拍钕旅廊沼“乃膰搫訉χ袊南麡O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惡化、戰略壓力加大。長期以來,美日同盟是中國主要戰略方向即海上方向的主要壓力來源。不論是南海問題還是臺海問題,以及東海釣魚島問題,緊密協作的美日同盟都是中國安全和利益的首要威脅。而印度作為印度洋大國一旦正式參與美日印澳機制,對中國而言,便不僅僅是增加一個對手的問題,更為嚴重的可能后果是增加了一個戰略方向,有可能導致兩面受制的不利局面。

第二,中國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的關聯要素更加復雜,策略配合更加困難。自中共十六大以來,大國外交、周邊外交和發展中國家外交就一直是中國外交工作的三個基本方向。雖然十九大改變了十六大以來的“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的相關表述,但是,中國外交對象的分類方式并沒有改變,仍然將外交按對象分成三大主要類別:大國、周邊和發展中世界。其中,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在利益、目標與策略上如何協調,始終是中國外交面臨的一項關鍵挑戰。是以大國為重還是以周邊為重,相關難題始終在中國外交中時隱時現。隨著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的具體化,中國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的邊界進一步變得模糊,印度算大國還是周邊?對印政策是否需要考慮美國因素,具體來說,美日印澳機制下,如果印度在邊界問題上試圖復制洞朗事件,中國的考量因素是否會有所變化?

第三,中國在主要戰略方向和次要戰略方向上保持戰略協調的難度有所增加,彼此牽制的可能性上升。印度方向長期以來作為中國崛起的次要方向,對中國的威脅不大,與中國的關系也處于可控狀態。一旦印度參加四邊聯動,不論是尋求對華博弈的力度還是具體策略的關聯性影響,都會有所上升。中國應對印度在次要方向上發起挑戰的戰略風險也會增加,會更加顧慮對印策略的地區乃至國際效應,有可能導致投鼠忌器局面的出現。

“印太”概念導致中國兩線受制的可能性及其潛在風險是中國必須高度重視并慎重應對的。需要看到,戰略風險是客觀存在,但風險的程度究竟如何也必須進行冷靜分析。至少就目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而言,美日印澳四邊機制距離2006年印度學者納拉帕特所設想的亞洲版北約還非常遙遠,戰略內涵不清晰,戰略協調遠遠達不到軍事政治聯盟的水平,成員國力量嚴重不均衡,意圖與能力并不匹配,且受到其他方向和其他因素的制約,短板明顯,難以達到四邊成員的戰略預期。

再版“印太”概念內容不清晰、手段不具體。雖然美日印澳對“印太”概念進行了大量宣傳,釋放了許多戰略信號,但是,到目前為止,四邊如何將“印太”打造成一個戰略整體概念依然缺乏可信的手段和明確的目標。不僅如此,部分參與國的能力和意圖不匹配,缺乏完成戰略目標的實力。提升大國地位和加大對華制衡,是印度參與“印太”框架的重要戰略意圖,但前者的實現,不但需要印度展示出對周邊國家的威懾能力,還要求印度能為這些國家創造發展基于普惠甚至單方面優惠的公共產品,以形成這些國家對印度的依賴。印度目前不僅無法實現這一目標,反而還指望四邊其他成員為印度提供助力。此外,四邊框架內各成員地位有落差,難以保持穩定協作。四邊機制當中,美國具有壓倒性的主導地位,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都是追隨者。但三者的地位并不平等,日本和澳大利亞是美國的長期盟友,美日同盟更是美國太平洋安全戰略的基石。印度和美國的關系,無論如何都無法和日本、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關系相提并論。不平衡的關系格局必然對四邊機制的行動能力和效率產生不利影響。最后,其他外交方向和因素對美日印澳存在制衡,各方難以下決心集中力量。即使在越來越積極地擁抱“印太”框架的當前,印度也不敢或者說不愿改變長期以來的平衡外交傳統。而日澳則在對華經濟關系上心態復雜,并不愿意完全跟隨美國腳步對中國發動全面貿易對抗。

綜上,由于各種因素限制,美日印澳在推動“印太”概念落入實處的過程仍然需要相當長的磨合,能否最終實現設計者的戰略意圖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應該相信自己有辦法也有能力與之進行博弈,將不利因素將之最低,直至打破美國的戰略圖謀。

(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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